“七十五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对日作战的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在那场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一亿人，付出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代价。中俄双方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承受了巨大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两国人民并肩奋战，用鲜血凝成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为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2020年9月3日）

1939年5月，苏联新闻记者罗曼·卡尔曼乘坐汽车从四川进入陕西，抵达陕甘宁边区。作为历史上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苏联新闻记者，卡尔曼先后采访了林伯渠、罗瑞卿、冼星海等边区政府政要、八路军高级将领和抗战文化名人，之后在延安的窑洞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我挨着毛泽东坐下来。他穿一身灰布军便服，外面又套着一件又肥又大的针织短衣，脚上穿一双细绳纳底的帆布鞋。他在这孔窑洞里生活、工作、思考。一张写字台、一张用粗糙木板钉制的床、几个放满图书的书架、一把藤椅。他喜欢在疲劳时，闭上双眼，仰坐在藤椅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摆设。毛泽东这间再简朴不过的卧室却显得非常干净、整洁，井然有序。书架摆满的书上都整齐地贴着标签。这里摆放着唯物主义哲学伟大奠基人的著作，伟大军事战略家的著作，以及很多其他各领域知识的书籍。”

—— 罗曼·卡尔曼《在华一年》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开年之际，笔者异常欣喜地收到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前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李辉同志签赠的最新翻译著作：二战时期苏联著名新闻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实作品《在华一年》。

1938年9月，卡尔曼奉苏联政府之命来到中国，记录、报道中国军民团结一致的抗战斗争。这部被誉为“苏联版《西行漫记》”的译著，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详细、生动记述了1939年5月卡尔曼在延安与中共领袖交往的过程，并保留下了多张珍贵的历史影像。

1939年毛泽东延安留影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介绍，《在华一年》俄文版于1941年5月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珍贵的记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侵略的重要书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李辉大使翻译的中文版，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

苏联援华抗战，卡尔曼烽火漫记

李辉大使介绍，罗曼·卡尔曼是苏联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和新闻电影导演。

1936年至1937年，卡尔曼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1937年8月从西班牙回国后，1938年9月受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委派，卡尔曼又以苏联《消息报》特派摄影记者和苏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来华，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间长达一年。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意识到日本侵华野心。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武器和设备都需外购。1937年以前，国民政府跟德国和意大利关系亲善，引入大量军事顾问、武器装备。到了1938年，国际形势急转。希特勒为了拉拢日本加入轴心国，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停止对华交付武器，撤走军事顾问。美、英等对日实施绥靖政策，实施所谓“中立”主义，害怕战火烧到自己身上。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军火供给协议草案：请求苏联在一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立即回电：“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中苏之间很快达成贷款和军火销售协定，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中、苏形成准同盟关系，苏联分三期向中国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个实质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到一星期，日军便打爆了中国2/3的飞机。交战半年，飞机消耗殆尽，中国空军濒临绝境，名存实亡。8月27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大使会谈请求苏联政府“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并希望派遣飞行教练员训练中国空军。苏联答应了援助请求，并把这项援助行动叫做“Z计划”，中国称之为“正义之剑”。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会见中国军事代表杨杰时说，“谁想成为独立自主者，谁就应该组织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卖的是劣质武器，他们还完全可能拒绝出售武器。”“制造飞机并不困难，难的是制造发动机。苏联可向中国提供发动机，飞机由中国自己制造……如果中国想站起来，应当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中国有能工巧匠，苏联提供设备……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炮兵和石油，有自己的重工业，就能打败日本。”

李辉大使讲述，苏联政府派遣“志愿航空队”前来中国直接参战，其飞行员80%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年底，苏联共向中国派遣1200余名空军飞行员，其中221名在中国对日作战中牺牲，还向中国出售军用飞机1235架。

苏联飞机源源不断运进中国。到1938年初，中国空军已建立3个大队，规模最大的第1和等3飞行大队都是苏联提供的飞机和装备。中苏联袂作战，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剧增，日本航空队被迫将基地后撤500公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联政府派卡尔曼来华，通过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向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全民参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并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华期间，卡尔曼抵达抗日战争最前线，经历了“武汉保卫战”、“重庆大轰炸”、“长沙大火” 等重大历史事件，目睹并记录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顽强抗敌的悲壮场面，真实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西北、西南与中南部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

卡尔曼赴“中国特区”（即陕甘宁边区）近一个月，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拍摄了大量反映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珍贵影像和照片。书中收有作者本人拍摄的照片30余幅，多数为中国读者所未见。书中还收录有侵华日军印制的“绝密”作战行动计划和使用毒气规则、家信和日记摘抄等珍贵资料。

1939年9月卡尔曼回国后，分别制作了两部纪实电影---《战斗中的中国》、《中国特区（延安）》。可能因他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光荣使命，可能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英勇抗战、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所见所闻感染和触动了他，他从中国回到苏联的当年，便光荣地成为联共（布）的一名党员。

1941年上半年，卡尔曼制作了第三部纪录片《在中国》。该片刚放映一次，便爆发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此片虽然没能广泛公诸于世，但却保存下来了他精心剪接、付出他大量心血的历史珍贵片段。

也在1941年，卡尔曼撰写的《在华一年》一书俄文版于3月10日付印，5月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卡尔曼把访问陜甘宁边区情况、与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官兵的交往都浓墨重彩地加以描写，向外界介绍。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正式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早晚有一天我会去莫斯科”

1939年5月，卡尔曼见到中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他谈了许多问题。在谈到斯大林时，毛泽东说：“我从未离开过中国，也不愿意出去。但是我幻想着看看莫斯科已经有二十年了。现在我还不能离开，但早晚有一天我会去莫斯科，去看看斯大林同志。”最后，毛泽东拿出一张纸，用毛笔字写下了自己的诗作《红军不怕远征难》，赠送给了卡尔曼。

卡尔曼还拍摄并记录下了毛泽东与偶遇的杨家岭农民攀谈的情景：

“我在边区逗留期间，几次见到毛泽东，我们长时间交谈、散步。他一分钟都不停地做着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时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山里我们偶然遇见刚从田地里收工的一伙农民。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他们告诉他一些自己的需要，一些农民的事情。毛泽东叉开双腿，两手撑腰，手指朝前，向农民询问一些事，给他们出些主意。我站得较远一些，以便不引起注意，并拍下这个生动绝妙的场面。”

卡尔曼认为，这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农民们把毛泽东围得越来越紧。他们当中有一个老头，皮肤呈古铜色，皱纹很多，高颧骨，上嘴唇和下巴上长着稀疏的灰白小胡子，他像中国北方几乎所有农民一样，脑袋上裹着灰色的缠头。其他人较年轻一些。所有人手里都拿着铁锹、铁铲。他们穿着褪了色、打着补丁的土布衬衫。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交谈着，经常爆发出阵阵笑声。要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开玩笑，他肯定会在谈到最严肃事情时，插上几句俏皮话。”

李辉：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

《在华一年》中文版近20万字，李辉大使在翻译时，涉及重要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时，都一一做了详细的专业注释。

李辉，1953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99年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2003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0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2009年起出任十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2018年10月，俄罗斯外交学院授予李辉大使荣誉博士学位。

2019年5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李辉“友谊勋章”并隆重地于5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向他颁发勋章。该勋章是俄联邦国家级勋章，专门授予为加强各民族友谊与合作、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

李辉大使介绍说，“我原来也不知道有这本书。2018年在莫斯科时，华人作曲家左贞观给国内《中国音乐》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黄河大合唱》及冼星海的文章，他给我复印了一份。”

文章说，苏联记者卡尔曼1939年访问延安，跟鲁艺学院的学生搞了联欢，冼星海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这场活动在卡尔曼《在华一年》一书中有记载。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目前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

李辉大使马上意识到，应该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他让秘书在莫斯科书市及旧书网站上搜寻，但是找不到这本书，可能是刚一出版就赶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6月22日），该书大部分在战争中焚毁了。后来大使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图书馆拿到了复印件并带回国内，跟人民出版社一联系，他们就同意出版。

李辉大使2020年3月1日动笔翻译，4月15日脱稿。中间涉及很多人名、地名、事件，一方面自己积极查找，一方面求助朋友、同事。

“例如核实日本人名时，我就找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帮助，他帮我解决了一些难题；涉及延安鲁艺教师名字，我就找了鲁艺旧址博物馆，他们帮了忙；涉及国民革命军飞行员的名字，我就找空军的历史研究所，他们给认真查找；涉及南方抗日女英雄，我就找了江苏省的有关部门帮助查找。”

厚重历史，译海珍贝

笔者本人早年在外经贸部外事司翻译处工作，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也曾翻译一些作品。看完李辉大使译著的《在华一年》一书，感触良多。

卡尔曼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战地新闻摄影家，更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记者、作家、电影编剧、教育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这部《在华一年》，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述评汇编，而是他依据其随身带回的一万米长的胶片和“日记里写满对所见所闻、对人的善良、苦难、勇敢、坚毅、高尚等形成的最新鲜印象”而倾尽大量心血的纪实文学力作。要想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翻译好这部历史性的作品，殊非易事。

好的翻译作品能够让读者真切感悟到原文的能量、纹理，并动用译文语言中的一切资源，将这些逐一在译文中精彩呈现。好的翻译作品本身也是一种深层次的创作，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并传递出原文字里行间的神韵和意蕴，并像原文一样引发译文读者的情感共鸣。好的翻译作品能够高度还原原作的语感，使译著的评论能够与原作的评论高度呼应、契合。当译文与原文同时出现在双语读者面前时，好的翻译作品往往会让广大读者难以分辨哪个是原文，哪个是译文。

译者在这部翻译作品中，以其深厚的语言、文学、两国文化和二战历史知识功底，将原文作者80多年前在烽火连天的华夏大地寻访漫记的深切感悟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融为一体，文情并茂，行云流水，让读者真实地感觉到时空在穿越，岁月在闪回，如美酒甘露，沁人心脾，令人无限惊喜，不忍释卷。

本书责任编辑汪逸说，“此书是一部具有较大史料价值、历史价值的纪实作品，连同他（卡尔曼）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电影胶片，都是记述中国抗战的珍贵文献。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卡尔曼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春生表示，“李辉同志离任半年之后就译出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也高度重视该书出版，组织了精干力量投入书稿的编校工作中，前后印了四次样书。李辉同志对书稿十分重视，每次都认真审读。”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审稿处副处长单伟评价该书导向正确，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卡尔曼的镜头和文字不仅记录下了侵略者的罪恶，更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在卡尔曼的镜头里，我们看到毛主席与农民亲切交谈，看到游击队员的行军和战斗特写，看到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陕甘宁边区，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成功地翻译好一部政治性、历史性强的著作，使它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影响，仅仅具备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单伟说，李辉同志的深厚学识和独特履历背景，使他能在翻译工作中最大程度地跨越中俄之间的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苏（俄）革命互助，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最早的布尔什维克、苏俄十月革命红军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1884-1918）之孙任公伟教授看到李辉大使翻译新作出版，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他认为这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将进一步激励后人牢记历史，继往开来。历史是不容歪曲与遗忘的，需要一代一代的书写者的记录与捍卫。

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骑白马者）

十月革命期间，红军中国团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英勇作战，屡建奇功，被苏联最高苏维埃命名“中国红鹰团”。1918年11月下旬，担任乌拉尔地区维雅战场总指挥的任辅臣在与高尔察克白匪进行的激烈战斗中不幸牺牲，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宝贵生命。

革命导师列宁亲切接见任辅臣家属张含光、任栋梁母子，苏维埃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党盛赞：“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献给了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将永远记住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任公伟教授向李辉大使的辛勤付出表示崇高敬意，并赋诗抒怀：

《欣闻李辉大使译著《在华一年》（卡尔曼【前苏联】）中文版出版发行有感》——

十载出使书百年，牢守初心历时艰。

春种秋收栽新树，寒去暑来续故园。

战友兄弟传佳话，邻居朋友好伙伴。

留得一遍青山在，中俄友好存美篇。

令人高兴的是，2018年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专门再版了记叙这段特殊历史的书籍《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整理的“十月革命中的十大中国红军部队”和“在俄罗斯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情况介绍”作为重要新增附录，正式收入此再版文献书籍，其中有任辅臣指挥的“中国红鹰团”和在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的任辅臣及其战友牺牲纪念碑介绍。

任公伟教授表示，百年艰辛历史感同身受，不忘先辈初心，传承革命精神，我们有着无可回避、无可推懈的历史责任。后人们应锲而不舍，一代一代坚持传承，坚持书写，坚持维护正义，坚持维护和平！

历史不容忘却，光辉千秋永驻

2015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时指出，中、俄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俄罗斯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宝贵的政治和道义支持，支援了大批物资、装备，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民。当年，我们患难与共，用鲜血凝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友谊。今天，中俄两国人民更将携手前进，同护和平，共促发展，继续为巩固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共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战的硝烟散去了，但人类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远远没有终止。很多西方政客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霸权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仍然还像二战前期一样对一些破坏和平的危险倾向采取漠视、绥靖甚至纵容的态度。

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也必须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命运共同体。

反法西斯、反一切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是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共有精神财富与和平文化遗产，是能够真正世世代代凝聚起各国人民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超级文化力量。

在纪念和缅怀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和苏联新闻战线的英雄们对中国人民、对人类和平之卓越历史功绩的时候，如何科学创新，深度弘扬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永久震慑压制邪恶、造福人类文明、贡献世界和平，值得引起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不断深思与持续探索。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苏联的资深战地新闻记者罗曼·卡尔曼扛着相机和摄影机，以新闻镜头和纸笔为战斗武器，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勇士们一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将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与中华儿女一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和他的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援华飞行员安息之所。当看到战友们的墓地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大家心情激动万分。1985年76岁高龄的布拉格维申斯基中将率领一批当年的援华飞鹰将士来华参加纪念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款待，在武汉祭扫志愿队烈士墓时，老英雄们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去。

与抗战的中后期美国援华不同，苏联在抗战早期的对华人力物力支援是保密的，本书中对苏军飞行员在中国参加对日军空战只字未提，因此，很多事迹不为社会知晓。

苏空援华志愿队留下的资料非常少，名气也远远低于美国飞虎队。飞虎队以私人身份参战，无需保密，成为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宠儿。苏空志愿队以国家的力量援华，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等考虑，希望中国能顶住日军；又不愿公开军事介入中国抗战。苏联对华出售飞机并派出志愿队参战，使日本空军遭到重创，1938年4月4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曾向苏联人民外交委员李维诺夫提出抗议，被苏联驳回。

苏空援华志愿队员行事非常低调，很少上街。中国政府也不做报道。武汉2·18空战，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我空军”奇功。《新华日报》报道：“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日寇在沪广播自认此数）伟大胜利的情形。”

政治因素注定了他们的面孔模糊。而对历史学家而言，廓清其来龙去脉另有难题，因志愿队员来华多是假姓。

苏空志愿队普希金1938年3月来到汉口参战，其回忆录《莫斯科-汉口》写道：“我们在中国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机组都是姓‘鸟’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奥尔洛夫。”这些俄语意思是喜鹊、燕子和鹰。

郭沫若回忆，苏联义勇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人受了伤，更有不少人牺牲，“详细的人数可惜我也不知道”。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并根据采访梳理了长征的脉络。

世界上最早的一版《Red Star Over China》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以后，此书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

《西行漫记》1938年版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这类著作达十几种。

就像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一样，苏联战地新闻记者罗曼·卡尔曼的珍贵著作《在华一年》也令人遗憾地堙没在了历史尘埃中长达80个春秋。

感谢李辉大使的独具慧眼、卓越见识和精心翻译，以及人民出版社的高质量工作支持，使全球华夏儿女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看到这样一本弥足珍贵的传世著作。

苏联版的《西行漫记》（《在华一年》）在世界新闻政治和文学历史上的地位高山仰止，其闪现出伟大的人性光辉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远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中苏（俄）两国军民并肩抗战中结下的珍贵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中苏（俄）两国军民血火交融的和平正义斗争永载人类文明的光辉史册。

笔者胡山：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援华飞鹰寻访团副团长。1990年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林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