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兰生在农民日报社同事多年，他也是我大学的师弟。后来我离开了农民日报，兰生自大学毕业，一直在农民日报社工作，从一个普通的记者和编辑，成长为社长兼总编辑，算是把青春和汗水都贡献给了报社，贡献给了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和报道上。

现在兰生把他一部分研究心得和感想，汇成这本书，叫《农民几何》。

这本书是有立场的。兰生的立场是，在农村做任何工作，都要考虑农民的立场。立场的根基，就是利益。譬如讲信任，信任是相互的，“持续透支农民的朴实、朴素和朴诚，农民的信任也会打折扣。不是农民不再信任，而是农民对自己的信任能力不再信任。”农民关心利益，是“因为农民 最缺少利益”。“对于农民，触及利益大于触及灵魂。在利益面前，除了生死，他们什么都会干的。”反过来讲，利益也是撬动农民问题的杠杆；照顾农民的利益，是推动农村工作的支点。这些道理虽然质朴，但很深刻。换言之，深刻的道理都是质朴的。

这本书是有感情的。感情除了跟认识有关，也跟兰生出身农村、对农村的感同身受有关。城市一些知识分子，对农家小院有固化的理想，庭院中有菜地、水井瓜架、柴锅石碾等，这就是田园风光；但兰生说，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不知道老式农院的不便，没有抽水马桶，南方农村遇到梅雨季节，床上的被子都长毛。提倡农民进城是对的，但事物的辩证法是，农民进了城，还是城市的穷人。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新农村建设”，把农民赶上楼，对农民的房子说扒就扒，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房子“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是一个家族的象征，是一户人立在这里、活在当下板上钉钉的存在，是其命运升腾、家族兴旺的标志和明证”。帮助农民致富，也不能强迫命令，要深信中国农民自主的致富能力和创富能力，只要给他一滴水，他就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只要给他一个杠杆，他就可以撬起财富的地球。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

这本书是有思索的。有些地方的干部，为什么急于把农民赶到楼房里去？一个重要原因，是腾出的宅基地复垦后又可以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价格差，在土地市场上可以翻几个跟斗。一些地方，为什么老有“大跃进”？本来该十年、二十年实现的事，非一两年干成，可是地方财力不支，农民实力不逮，社会发展不及，文化建设不达，最后成了烂摊子；原因只是个别领导为了个人的政绩，为了早日升官。给老百姓讲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的幸福生活当然好，更重要的还要给老百姓创造当下的利益。这是远水和近渴的关系。提倡农民进城当然好，“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但农民进城会给城市带来无序；而兰生认为，适当的无序，恰恰是城市的一种活力。有人恐惧资本下乡，兰生认为，资本下乡恰恰能推动农村各方面的改变。对于目前的疫情，大家有过度的恐惧；兰生认为，恰恰是过度的恐惧，更让人恐惧。对时常产生的丑恶社会事件，兰生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在许多篇章里，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和鞭挞。对李子柒、丁真的网红现象，他也由表及里地分析了“红”的时代原因并还原了事情的本相。

兰生能说出这些有见识的话，写出这些有见地的文章，源于他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实践根基。文中还流动着这样一个道理，许多人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来不及到真理的地步，全在常识的层面，纠正起来不难；但正因为在常识层面，纠正起来又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真理。

兰生姓何，书的名字叫《农民几何》，文中的各个篇章“农民何谓”“乡村何处”“疫中何想”“农思何语”“时光何在”，都与他的姓有关，让人会心一笑，也是他见识的一种幽默感吧。

兰生还是个重感情的人，在“时光何在”篇章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家乡、亲人的往日时光，以及他在北大和农民日报社的经历，这是一个人与时间的关系，也是一代人与时光的碰撞，读来也让人感慨系之。

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其收获，决不只在“三农”问题上。（作者系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