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一亩三分地”的生产资料现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农村土地闲置撂荒、无人耕种等现象普遍存在，急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题。

一、聚力推动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重要而紧迫。

1978年，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18户农户通过盖手印的形式，率先试行“大包干”制度。1979年，小岗村迎来农业上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由往年的3万多斤猛增到13.3万多斤，相当于前五年产量的总和；油料猛增至3.5万斤，相当于前十年产量的总和；村民的人均口粮由1976年的230斤，增加到800斤；人均收入也达到了400多元，为1978年的18倍。通过改革，小岗村人在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获得了较大自由，其劳动积极性得到大幅提升。这不仅解决了小岗村村民的温饱，更促成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解决了全国接近八亿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

转眼间，“大包干”制度已经推行46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效益优先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农村经历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早已不是计划经济长期压抑大家劳动积极性的阶段；“大包干”延伸的土地细碎化和事实私有化带来的负面问题越来越突出。

土地细碎化方面，一是“一亩三分地”的生产资料现状，不足以创造维持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效益。即年轻农民靠自家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能致富，导致其纷纷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被迫进城求生计。农村青壮劳动力和知识型人才流失严重。留守在家的人员，多为能力较弱或年龄较大的半劳动力、弱劳动力，乡村经济只出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老年人逐渐失去对土地的耕种能力，土地闲置、撂荒，乡村衰败成为客观自然现象。二是自加入WTO起，我国市场就逐步演变成了全球市场，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高度分散、细碎的生产资料现状，制约了科学技术和金融资本作用的发挥，导致我们的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大量国外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国内农业产业“十有九亏”的现象突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威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

土地事实私有化方面，从1978年土地下放至今，已有46年历史。随着集体功能的弱化和部分知情老年人的相继去世，部分人员已把集体分配给他的承包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由处置，带来系列问题和潜在风险。一是私自买卖土地建房、修坟，甚至抵债的情况时有发生，土地兼并的苗头正在呈现。历次农民运动，起源都是土地私有化导致土地兼并，最后农民被地主压榨，失去生活来源，被迫揭竿起义。二是乡村振兴、现代化建设，修建公路、水池等基础设施，占地是绕不开的。但土地事实私有化后，村干部没有多余的土地或其他资源调节，导致要么项目选址不科学，要么采取豁、哄、诈、骗等手段协调项目用地，导致土地矛盾纠纷增多。最后多数人受益的基础设施，以牺牲少数人的承包地权益收场，不利于项目效益的发挥，不利于社会稳定。三是农民被束缚在自家“一亩三分地”范围，农房建设散乱，缺乏规划。政府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被动为其完善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不仅资金投入量大、使用效益低、农民满意度还不高（与城市相比，标准不高）。同时，年轻农民外出务工若干年，只为在自家承包地上建栋房，但一年难得住上几天，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为了还债，小两口又被迫继续外出务工，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消费，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不利于现代化建设。

2014年12月，党中央启动了“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力求破解农村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2016年11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同志在会上表示，“三权分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一时间，“三权分置”改革与“大包干”齐名，被寄予厚望。但后面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占用大家主要精力，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至今，大部分地方的改革探索还停留在确权颁证等初级阶段。虽个别地区尝试采取返租倒包等模式进行适度放活，但当地农民或工商资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实践中探索一种既有效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又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农村土地制度，重要而紧迫。

二、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较其他试点模式具有明显优越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先辈创造“大包干”制度，有效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弊端日益凸显，偏远山区土地闲置撂荒、无人耕种成为普遍现象。为解决该问题，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农民和土地关系调整改革探索的热潮。其中比较典型的，主要有土地互换、土地银行、返租倒包、土地托管和土地入股等几种形态。

土地互换，是指农户之间相互交换细碎化的土地，从而实现土地由小块变大块，由多块变一块，以便更好管理和耕种的一种改革探索模式。

土地银行，是指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组织，采取银行运作模式，鼓励农民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入“土地银行”，收取存入“利息”；“土地银行”再将土地划块后贷给愿意种植的农户，收取贷出“利息”；种植农户则按照“土地银行”要求进行种植，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体化、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后生产方式的转变。

返租倒包，是指财政充裕、土地产出价值较高的地区，其村委会或村集体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租赁过来，然后再成规模承包给市场主体经营的一种土地流转方式。

土地托管，是指不改变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由社会化组织来解决农村没有劳动力种地和种地成本太高的一种改革探索尝试。

土地入股，主要是指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和农民自己用自家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两种形态。

以上几种模式中，土地银行出现于汶川“5.12”地震后的成都周边地区；土地互换在新疆推行得比较早；返租倒包、土地托管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平原地区推广面积较大；土地入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推广较成熟。以上改革探索模式，都间接地推动了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节约化利用，有效解决了“大包干”带来的土地细碎化问题，短时间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缺点是，除股份制外，绝大部分制度没有解决事实私有化带来的问题，甚至进一步强化了其私有性。这既不利于解决产业失败带来的风险，又不利于跳出历史上因土地私有化引发的土地兼并和王朝更替的周期律，不利于巩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返租倒包模式为例。近几年，部分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产业。为了减少麻烦、降低风险，其委托村委会向农户租地，租期5年、10年不等。起初，农民和村委会都非常满意。对于农民来说，“一亩三分地”养不活一家人，有人接收，能将其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当然很高兴。对于村委会来说，有人进村发展产业，并且还能通过扮演中间人角色，增加集体收入。但农业产业“十有九亏”，很多老板因经营不善，在第三年、第四年产业就失败了，被迫将土地返还村委会。村委会找不到人承包，只得又返还农户。但农户当初签订租赁协议后，早早离开村庄，进城居住了，根本没有精力和意愿收拾因城市工商资本产业失败导致的烂摊子。由此产生了很多土地权属纠纷和撂荒问题。

土地银行与返祖倒包，本质是一样的，无非整合土地一个是村委会牵头，一个是社会化企业牵头。土地托管和土地互换，在小范围整合了土地，但事实私有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仍然难以取得有效突破。唯有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具备同时解决土地细碎化和事实私有化带来的问题。

2023年1月，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彰德街道芭蕉村三组干部群众，在吸收以上土地改革模式优缺点和前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以敢闯敢干、不怕失败的精神，率先推行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该制度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并以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折换股份的形式，推动农民自愿形成集体，并选举代表集体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组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建立议事和监督机制。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以股份的形式重新确立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恢复了“大包干”后解体的集体，解决集体空壳，集体职能弱化，农户散乱等系列问题。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产业失败，导致土地无人管理、闲置撂荒，农民利益得不到维护，集体资产损失等问题。同时，该制度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有意愿种地的农户土地有地方拿；愿意外出务工、进城居住的土地有地方交；为年轻农民返乡创业、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投资、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科学技术服务农业农村创造了条件。芭蕉村生态跑山猪、跑山羊、糯玉米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当地年轻农民返乡、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得到大幅提升；四川芭蕉生态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芭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集体经济混改公司快速崛起，一年内纷纷冲进了县内同行的第一方阵。依靠市场推动、依托挣钱动力支撑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路径逐步成型。

三、推动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持续运行的核心要义。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的核心在于组，在于生产队，而不在村。这是芭蕉村实践的结论，也是全国多地试点推不开的关键原因。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提了很多年，全国范围也试点了很多地方，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其核心关键在于我们提的都是村集体经济，都是在村一级试点。这隔农民太远了，导致农民对合作社运行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决策权被漠视，农民主体作用无法发挥，积极性不高，形不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有效机制。正如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牵头人要求大家出钱、出力，但生产经营和决策过程不公开，年终也不分钱。时间久了，人心散了，公司自然也就倒闭了。股份经济合作制，其本质就是合伙。无非一个是用资金入股，一个用土地、林地等经营权入股。要想大家齐心协力，真正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集体具备抗风险能力，必须用合伙的思维来规范各方、约束各方，保障各方权利。这是芭蕉村用实践证明的。

2022年3月，芭蕉村试点实体化运行村经济联合社，鼓励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入股村经济联合社，由村经济联合社统筹经营。土地股份化集中过程非常顺利，90%的农户没怎么做工作就自愿入股了。之后科技下乡、金融下乡、与市场接轨等优点也得到了体现。但由于集体过大，农户人数过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逐步丧失，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逐步演变成了返租倒包模式。农民不知情、不参与、不负责问题逐步凸显。

经反复召开干部群众会讨论，大家一致支持继续推行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但集体必须由村一级下沉到组一级，必须保障农民对自身财产的自由处分权。2023年1月，芭蕉村三组正式推行组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既继承了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的优点，又有效规避了其缺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序有效。

46年前小岗村的改革，其核心关键点在于农民获得了生产时间和劳动成果上的分配自主决断权，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46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想通过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解决“大包干”带来的土地事实私有化和细碎化问题，如何激发农民积极性，仍然是决定改革成与败的核心。

（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彰德街道芭蕉村第一书记何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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